2016荷赛多媒体奖提名作品：VR和无人机技术被巧妙运用 | 谷雨推荐
▲Katinka Hustad拍摄的13岁中国留守儿童“梅”。
编者按
第59届荷赛多媒体奖于4月23日在阿姆斯特丹揭晓，该奖项设立于2011年，今年已是第六届。随着技术的发展，叙事方式不断多元化，评选摄影起家的荷赛正在与近年来广受网络冲击的新闻媒体一起探究着多媒体的定义。今年的比赛分为沉浸式报道、创新报道、长篇和短片四组，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球的369件作品，其中241件短篇，55件长篇，40件沉浸式报道和33件创新故事。
相比前几年，提名作品不管是在技术应用和叙事上都更为流畅和成熟，而多媒体报道也不再是几家资源雄厚的媒体巨头才能实现的。在创新报道组中，《流离失所》和《在融化中消失的格陵兰》将近两年大热的虚拟现实和无人机技术巧妙地运用到了报道中。《影像记忆：乌干达前女童兵的故事》和短篇组《法蒂玛的画》使用了动画来实现场景重现，不断挑战着报道摄影的边界，这一趋势近几年在纪录片剪辑中也很流行。 （特约撰稿：明晔、丛妍）
沉浸式报道组提名 Immersive Storytelling
《绝望穿越》
▲《绝望穿越》，摄影师：Paolo Pellegrin ，文字：Scott Anderson ，数字化设计：Rodrigo de Benito Sanz，图片总监：Kathy Ryan，媒体：纽约时报杂志。
7月27日清晨，无国界医生管理的海上救援船Bourbon Argos号得知，三艘严重超载的渔船在夜间离开了利比亚向意大利西西里岛前进，他们也许正在地中海上某一处漂流着。前两艘船上的难民被成功解救后，Bourbon Argos找到了第三条船，而船上已有13名难民因为缺少水和食物，以及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而死亡。
摄影师Paolo Pellegrin和记者Scott Anderson跟随Bourbon Argos救援船纪录了整个搜救过程，虽然去年已有很多纪录难民横渡地中海逃难欧洲的故事，Pellegrin有力的黑白照片和整个故事简洁精炼的线性叙事手法还是使《绝望穿越》脱颖而出。
《劫后重生》
▲《劫后重生》，文字、摄影：John Poole ，音频制作：Sami Yenigun，设计：Wes Lindamood and Tyler Fisher，媒体：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劫后重生》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制作的多媒体项目。近几年，作为电台的NPR一直在尝试多媒体的应用，在其网站上不断引入图片、地图等视觉元素。《劫后重生》讲述去年受埃博拉重击的利比里亚北部村庄Barkedu在疫情消除后，逐渐回到日常生活的故事。
这部作品主要以照片和音频的结合为主，发挥电台在声音采集和制作上的优势，给每张图片配上实地获取的音频素材，使观众身临其境。
《欢迎来到帕克斯堡，西弗吉尼亚州》
▲《欢迎来到帕克斯堡，西弗吉尼亚州》，摄影、导演、制片：Emily Kassie，联合制片：Jon Strauss，文字：Mariah Blake ，媒体：赫芬顿邮报 The Huffington Post 。
四十年代晚期，美国化工巨头杜邦公司在西弗吉尼亚州的帕克斯堡建立工厂，主要生产其具有革命意义的发明——不粘锅。很快，杜邦高管就发现让不粘锅不粘的材料全氟辛酸铵有毒、甚至可以致死。随后的几十年里杜邦公司一直试图隐瞒这一事实，但在工厂上班、喝着受污染的水的帕克斯堡居民开始生病：癌症、身体部分畸形。2015年9月，杜邦公司收到3500件诉讼，Huffingotn Post的记者Mariah Blake找到并采访了多名受害者。
《欢迎来到帕克斯堡》是以多媒体呈现调查报道的极好的例子。它以文字叙事为主，充分发挥短视频、照片、历史素材等各种媒介的优点，组合穿插在文章中，提高了文字的可读性而没有喧兵夺主。例如，视频展现的多是与受害者面对面采访，正是利用了视频比文字更生动、能更好的传递情感的特性。
创新报道组提名 Innovative Storytelling
《流离失所》
▲《流离失所》，导演：Ben C. Solomon，导演/摄像：Imraan Ismail ，摄影：Lynsey Addario，媒体：纽约时报。
战争和迫害导致全球将近六千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比二战之后任何时期都要多，这其中受影响的半数是儿童。《流离失所》通过照片、文字和VR虚拟现实视频深入讲述了分别来自乌克兰、南苏丹和叙利亚的三个儿童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流离失所》是纽约时报的第一部VR纪录片，于去年11月发布，走在了虚拟现实新闻的前沿。荷赛评委Vincent Morisset则表示，《流离失所》的创新之处并不是使用了VR，而是执行中对其成熟的运用。
《影像记忆：乌干达前女童兵的故事》
▲《影像记忆：乌干达前女童兵的故事》，自由摄影师：Marc Ellison，插画家：Christian Mafigiri，编辑：Carla Bower，助理制片：Elizabeth Melimopoulos Requena，支持：欧洲记者中心，经济支持：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
如何用视觉呈现已发生的事一直是报道摄影师面对的一个难题，《影像记忆：乌干达前女童兵的故事》不失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次大胆尝试。通过交互式动画进行场景还原，《影像记忆》讲述了四个少女被Joseph Kony的反对军绑架、强奸及被迫加入反对军的经过。她们回到家后还要面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周围人的流言蛮语。虽然阅读体验上没能做到尽善尽美，《影像记忆》对不可视的还原使我们了解到这些被绑架少女的真实经历。
《在融化中消失的格陵兰》
▲《在融化中消失的格陵兰》，摄影、摄像、记者：Josh Haner，文字记者：Coral Davenport，设计师、平面编辑：Derek Watkins,Larry Buchanan，媒体：纽约时报。
尽管格陵兰的冰原覆盖率少于南极，其气候变暖的速度却是南极的两倍，但目前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通过卫星图片和模拟试验分析得来的。纽约时报摄影师Josh Haner跟随一批科学家到格陵兰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对水网里的数千河流采集数据，评估北极海冰融化的速度。这篇文章发表于2015年10月，是纽约时报第一次运用无人机拍摄的报道。Haner在《时报内幕》板块中写到，由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对商业无人机的使用管理严格，在格陵兰岛是测试这项新科技的一个好机会。
长篇组提名 Long Form
《Break In》
▲《Break In》，导演、制片、摄影、摄像、采访：Mikel Aristregi，导演、编辑、作曲：Jose Bautista。
2004年，摄影师Mikel Aristregi前往柬埔寨，记录首都金边的流浪儿童的日常生活。在那里，他遇见了11岁少年Pich，由于吸毒成瘾被当地一家NGO康复中心收容，而一年后，Pich就逃跑了。2013年，Aristregi回到金边寻找Pich，希望了解他之后的生活，却从他的亲戚朋友口中得知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投降者》
▲《投降者》，导演、制片、摄像、编辑：Stephen Maing，制片：Laura Poitras、Peter Maass，媒体组织：The Intercept/Field of Vision。
童年随父母和姐姐从韩国移民到美国时，Stephen Kim还不会说英语。在美国，他对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深深爱上了他的新家：美国。从乔治城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取得多个学位后，他进入美国国务院工作，成为研究北朝鲜和不扩散核武器方面的最高情报专家之一。2010年，美国政府以《反间谍法》对Kim进行了起诉，指控他向Fox电视台的一名记者泄漏机密文件。《投降者》由美国独立调查报道网站The Intercept拍摄，由记录斯诺登泄密事件全过程的《第四公民》的导演Laura Poitras和参与过该事件报道的前纽约时报记者Peter Maass联合担任制片，其矛头指向奥巴马政府。近年来，美国媒体也多次批评奥巴马，指责其利用一战战时通过的《反间谍法》打击泄密者，压制新闻自由。
《太空一年》
▲《太空一年》，导演：Shaul Schwarz、Marco Grob，制片：Jonathan Woods
，执行制片：Mike Beck、Jeffrey Kluger、Ian Orefice、Kira Pollack，媒体：时代周刊。
由时代周刊纪录片栏目Red Border Films制作的《太空一年》纪录了美国宇航员Scott Kelly在国际空间站长达340天的生活，同时追踪拍摄了Kelly地球上的家人，包括他的双胞胎兄弟、已退休的NASA宇航员Mark Kelly。通过对Kelly兄弟的对比实验，NASA得以研究在太空零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探索人类长期在太空生活的可行性，也为登陆火星做准备。谷雨对《太空一年》制片人Jonathan Woods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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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时代周刊“太空一年”制片人Jonathan Woods
谷雨：拍摄《太空一年》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Jonathan Woods：2014年10月时，我们正在策划将于当年12月底发行的特刊“未来一年”，重点报道那些能定义2015年的故事。Scott Kelly和他长达一年的太空任务是那期封面的有力竞争者，所以当《时代》的视觉总监Kira Pollack委任我去休斯顿制作这期封面的时候，我们也在评估是否能将这个故事做成一个更大的视频项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Kelly一家都非常欢迎这个颇具野心的想法，由此，我们便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制作，包括拍摄Scott的训练、载人火箭的发射、在太空履行任务、降落和之后他的身体恢复情况等部分。
谷雨：作为这个纪录片的制片，你的工作是什么？
Jonathan Woods：当这么宏大的纪录片的制片人意味着我要同时干好几个人的活。任何一天中，我可能在跟俄罗斯或美国的太空项目协商拍摄权，为团队申请签证、制定旅行计划、订酒店和交通，给刚拍摄好的素材进行转码，阅读了解太空中又发生了什么，跟进社交媒体上别人对这项任务的评价，管理预算，或者从国际空间站检索视频素材(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听起来那么令人兴奋)，或者通过数不清的文件来跟踪每集短片的播放。这些琐碎的工作很让人望而生畏！
谷雨：为什么把这个纪录片分成十一部分在一年中分集播放，而不是等整个片子的拍摄完成后再播放？
Jonathan Woods：我们当时假设，如果等到太空任务结束后才推出一部长电影或一系列短片，会大为削弱它的曝光度和影响力。一年内不间断的造势，我们得以测试不同的社交媒体策略，了解怎样才能更有效的定位对这个作品感兴趣的观众。
谷雨：《时代》周刊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拍摄权，跟随Scott Kelly在NASA、Roscosmos（俄罗斯航空航天局）等多个地点进行了拍摄。你是怎么拿到那些地方的许可的？
Jonathan Woods：当《时代》想将一个故事、一个人物或者一个问题置于全球聚光灯下，很多门会向我们敞开，这些可能是其他媒体都做不到的。它在其93年的历史中，除了几次例外，都向读者提供了准确的报道。有时候我想，也许拿到许多场地的拍摄权跟我自己也有关，但总的来说我只是这个品牌的大使而已。
谷雨：摄制纪录片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Jonathan Woods：最大的两个困难是跟NASA和Roscosmos谈判。即使在Scott的支持下，我也耗费了很多口舌说服NASA，允许我们到一些我们觉得非常必要的场地去拍摄。有些不涉及载人航天项目的场地原本很容易取得拍摄权，却也让我们费了好大的劲。
此外，跟Roscosmos交涉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8个小时的时差和语言障碍。当你不得不跟当地的翻译配合，晚睡早起就很常见，本来几天可以处理好的事情可能会需要几周。最后我只得自己飞去俄罗斯开会，以加快拍摄进程。虽然我理解他们需要考虑安保和效率等因素，我近乎觉得这两个组织里专门有安排部门来阻拦媒体报道。当你想做的仅仅是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个过程实在是效率很低并且很让人生气。
谷雨：收视率怎么样，有产生利润吗？Red Border Films(“红框电影”，时代周刊纪录片的栏目）会否在将来继续采用这种模式？
Jonathan Woods：我们不能公布具体的收视率和利润的数字，但我可以毫不犹豫的说，这个短片系列受到了“时代”公司最高层的青睐，其模式在将来的系列中是很有可取性的。我很期待下一个项目！
短篇组提名 Short Form
《法蒂玛的画》
▲《法蒂玛的画》，导演、摄影、编辑、制片：Magnus Wennman，动画：Jenny Svenberg Bunnel，媒体：Aftonbladet。
在黎巴嫩的难民营度过艰难的两年后，来自叙利亚的法蒂玛一家决定从利比亚偷渡进入欧洲，在过渡拥挤的偷渡船上，五岁的法蒂玛亲眼看到一个在太阳中暴晒了12个小时的孕妇产下一名死婴，后来婴儿被丢进海里。如今，法蒂玛一家已在瑞典定居，摄影师Magnus Wennman通过法蒂玛的画纸还原了她的经历。Wennman向谷雨讲述了《法蒂玛的画》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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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典摄影师Magnus Wennman
谷雨：你是怎么找到法蒂玛，并且决定拍她的个人故事的？
Magnus Wennman：法蒂玛是我《孩子们在哪里入睡》系列里拍摄过的一个小女孩。她是那群孩子里唯一一个在瑞典生活的，所以当我在瑞典摄影博物馆(Fotografiska)办展览时，就邀请了她和她的家人来参加了展览的开幕仪式。那次见面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非常令人动容的。我记得她给了我一封信和一幅她自己画的画。自那时起，我就有了通过法蒂玛的画纸来讲述她经历的想法。
谷雨：法蒂玛看了这个作品吗？她是什么反应？
Magnus Wennman：对，法蒂玛看了，而且很喜欢。她挺惊讶最后的视频这么短。我拜访了她很多次，做了很多采访，所以她觉得视频会比现有的作品长很多。
谷雨：制作这个短片用了多长时间？
Magnus Wennman：只要一有闲暇我就会去拍，一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谷雨：听法蒂玛在视频中回忆那些可怕的经历特别让人心碎，比如说她的小伙伴，和偷渡船上被丢进大海的死婴。但同时，这也显示了她对你的信任。你是怎么使她向你开口说这些的？
Magnus Wennman：我去拜访了法蒂玛和她的家人很多次，每次都与他们坐下来交谈，倾听他们的故事。很长时间以后，法蒂玛终于可以自在的用瑞典语跟我交流了，每次见面她都放得更开一些。她是一个那么坚强的小姑娘，她的家人也向我敞开了家门，接纳了我。
谷雨：法蒂玛整个片子里都是说瑞典语吗？她在瑞典多久了？
Magnus Wennman：对。我第一次拜访法蒂玛和她的家人时，有一个阿拉伯语的翻译随同帮助我，第一次采访她说的是阿拉伯语。但是后来，有些时候她跟我交流觉得用瑞典语更舒服，所以最后视频是只有瑞典语的。她在瑞典只呆了一年，不过语言学得很快。
谷雨：《孩子们在哪里入睡》那组照片拍得很美，故事也尤其感人，在网上很火。为什么选择从儿童的角度报道难民危机？你觉得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引起观众的共鸣？
Magnus Wennman：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叙利亚内战，但实际关心的人寥寥无几。一年前我们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目标就是让更多人关心这场战争，当时还没有见到大量的难民涌入欧洲。
拍摄孩子们睡觉的地点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但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并能产生共鸣的。如果照片太过暴力，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转头不看它们。世界上许多人被这组照片打动了，这让我很高兴。
谷雨：在“法蒂玛的画”中，怎么想到跟动画特效师合作的？很多人会说这挑战了新闻摄影的标准做法，毕竟你不是简单纪录，而是在重建一些场景。你觉得这有关系吗？
Magnus Wennman：Jenny Svenberg Bunnel是一位很好的动画特效师，所以在这个项目的很早期我就跟她探讨了将法蒂玛的画制成动画的可能。我想通过法蒂玛的角度、她对逃离叙利亚的一些想法和回忆来讲述这个故事。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影像呈现她的记忆。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能改变法蒂玛画画的方式，只是把它们从静止变成动态的。
谷雨：你17岁就当摄影记者了，是怎么从拍摄静态图片转为拍摄视频的呢？你觉得这两者所能达到的效果由什么不同？
Magnus Wennman：照片和视频我都尝试着拍。对我来说关键在于用什么方式讲一个故事才是最好的，有时候用视频效果更好，有时候是静态照片，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你得找到最合适你的方式。
谷雨：你在瑞典和国际上都得过很多奖。你觉得对摄影师来说，投比赛有多重要，它能给摄影师带来什么？
Magnus Wennman：对我来说，奖项和荣誉是一种让我的故事得到更广泛关注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故事被看到、被传播，能引起改变。
《梅》
▲《梅》，导演、摄影、编辑、制片：Katinka Hustad。
在湖南的山村夯沙，13岁女孩史龙梅（音译）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著名歌星。她的父母在外地打工，为了争取更好的未来，梅只得在山区的学校苦读。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国内移民潮，将近1亿6千万人离开了农村去城市寻找工作，但是迅速的城市化也给中国带来了超过六千万的农村留守儿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作品的拍摄全部由摄影师Katinka Hustad一人在两天内完成，Hustad向腾讯讲述了拍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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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Katinka Hustad：农村留守儿童“梅”
谷雨：你在去夯沙拍摄之前就有一个明确的选题计划了吗？
KatinkaHustad：我在湖南一个叫夯沙的山村里住了将近三周。夯沙很小很偏远，刚好在吕洞山群山环抱之中，很美。我刚到夯沙时立刻注意到了一个巨大的灰色建筑，从外表看有点让人猜不透，这就是（我后来拍摄的）学校。但是当时是春节，学校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当时正在拍一个关于中国农村年轻女孩的图片故事，我是从她们个人的角度来探索第二代农民工这个话题。我拍摄的这些姑娘大约15岁，刚刚从学校辍学。她们即将第一次离开夯沙出去打工，每年只回家一次，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我在跟拍她们的时候，她们总是回到空旷的校园里去玩。她们正要告别童年，而学校恰恰是了解她们童年的关键。所以在夯沙的最后几天里，我拍摄的女孩一个接一个离开家乡去了城市，我决定获得学校许可进去拍摄，做个短视频。
谷雨：你是怎么找到Mei的？
Katinka Hustad：学校从800个学生里指派Mei作为我的拍摄对象。我当时提了两个条件：12-14岁的女孩，平时住校；由于我要做视频，所以我希望拍摄对象会唱歌。
谷雨：Mei的什么特质吸引你，让你觉得她可以成为你的拍摄对象？
Katinka Hustad：我见她第一面的时候，也就是开始拍摄的前一晚，就立刻感受到了她的坚强和活力。一开始她有点害羞、紧张，但她外表看起来很美丽，很容易亲近，她的笑容有点神秘，像是对未来有很坚定的信念，相信未来有什么在等着她。能和她合作是我的运气。第二天我发现她是个模范生，非常勤奋刻苦，遵守纪律，也很有抱负。后来她一张口唱歌，我彻底爱上她了。
谷雨：你之前有想过要做关于“留守儿童”这个主题的短视频吗？
Katinka Hustad：我的确知道这个话题，但是6千万留守儿童这个巨大的数字对我来讲有些难以想象，直到春节过后，夯沙变得越来越清净，我才明白这个数字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在那里感觉整个气氛都变了。（年轻的）父母们一下子都离开了，与此同时，学校这座看似神秘的建筑慢慢变得喧闹起来，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和生机，所有的孩子，不仅仅是夯沙的小孩，还有来自更远村子、在山上的村子的孩子们。于是我开始明白外出打工对一个小地方带来的巨大影响和后果。
另外，在我采访Mei的时候，我问她了一个关于她爸妈的问题，她默默地哭了，在我看来是很勇敢的眼泪。我相信如果同样的问题问学校里的另外800个学生，他们很可能会讲出相似的故事。Mei为这群孩子发了声，而且是强有力的一个声音。我记得有人说过：让一个人有发声的机会便是赋权于这个人。至少这是第一步。对于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要面对悲伤是很大的精神负担，也许这会对他们的余生都产生影响。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完全了解自己的父母，可能也永远不会知道父母在身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谷雨：从视频可以看出，Mei去哪儿你就跟着去了哪儿，课堂、升旗仪式、宿舍。得到拍摄许可难不难？
Katinka Hustad：我在夯沙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慷慨，帮了我很多。因为这里很小，所以大家彼此都认识。当时我已经在夯沙住了几周，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大概知道我是谁了。另外，夯沙的乡长，学校校长和老师都对我想要拍的项目和我的工作方式表示了极大程度的理解。他们给了我许可，同意我一直跟拍Mei。他们对我的信任，以及同意我跟拍、讲述Mei的故事，都让我十分感激。
谷雨：这应该是你第一次走进中国的中学吧？一定和挪威的中学很不一样。你在里面拍摄时的感受是什么？
Katinka Hustad：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中国学校，确实和挪威的中学非常不同。挪威中学每节课时间比中国短太多了，而且课堂上让学生参与的环节更多，而且还有一些可以让学生像孩子一样玩和放松的元素。我知道中国学生都非常严格自律，早在很小的年纪就要经历极其激烈的竞争，但是跟随拍摄的那一整天里，我从早到晚按照课表上完每一节课做完每一件事，这个难度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实话讲，我在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谷雨：Mei的独白很美，她朗读的是现有的稿子吗？
Katinka Hustad：并不是朗读稿子，其实是我们合作下做的采访。我准备了一系列问题请Mei来回答。然后Mei的英语老师帮忙翻译，并且帮我确保她说的是简洁、完整的句子，不然就无法把她说的内容和视频内容结合在一起了。尽管我不知道她具体说了什么，有些回答我为了得到合适的节奏，请她重复了几次。在我听起来，她的回答很诗意。
谷雨：对中国记者或摄影师而言，Mei的故事可能太普通了、不值得报道。你觉得是外来者的新鲜感帮助你发现并坚持拍了这个故事吗？
Katinka Hustad：当然。举例来说，我自己是肯定不会在挪威的中学拍类似的故事的，对我来说太稀疏平常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故事并不会因为它普通平常或众所周知而变得不重要。一个影响千百万人的社会议题应该被一次又一次地报道。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是，寻找不同的、新的讲述或报道方式。
谷雨：你的视频拍得很美，创造出了一种氛围，能让观众置身于Mei的世界里。无论视频还是摄影，你觉得内容和形式、风格的关系是什么？
Katinka Hustad：内容是基础，是一个故事的大前提。在我看来，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只知道形式，一味追求好看，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只会浮于表面，没有意义和目的。然而，形式和美感也很重要，特别是让观众在看时能产生个人情感上的共鸣。
无论是我拍摄和剪辑Mei时的风格，还是我拍照时，我都希望能给观看者一种感觉，一种体验，一种能让他们感同身受的东西，而不是用直白具体的语言来告诉他们。有个俄罗斯导演曾经说过：“如果你想要讲一个故事，不要拍成电影，直接讲出来就行了。”我希望观看者可以首先通过他们的观感来了解Mei，从人的角度出发和Mei以及她所处的环境产生情感的连结，然后再慢慢了解Mei的故事中蕴含的社会背景。
谷雨：听说荷赛多媒体提名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Katinka Hustad：非常吃惊，非常高兴！很荣幸能和其他优秀、专注、勤奋的摄影师一起被提名。
谷雨：荷赛多媒体提名有没有带来或改变什么？
Katinka Hustad：首先，这个提名让Mei的故事能被更多人看到，对此我非常感激。第二，这个提名给了我很大的动力继续拍摄视频。同时也让我更坚定了在日常简单的小故事中寻找具有普世价值主题的信念。我觉得媒体经常希望发表极端的或与众不同的故事，而且我们很容易就在统计数字中迷失，忘记每一个数字背后是一个人，一张面孔，一个独立的声音，一段故事。我希望能继续讲述这些故事。
《抚养扎伊》
▲《抚养扎伊》，制片、编辑：Meg Vogel，媒体：The Cincinnati Enquirer。
12岁的扎伊自小就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困在男孩的身体里女孩，她的父母也在成长中逐渐接受、理解了女儿，并主动了解跨性别人群的生活。当扎伊要进入青春期时，父母得知，美国一家医院可以在孩子身体里植入一种药物，抑制扎伊男性体征的发展。近几年，随着美国民众对LGBT群体（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者）的态度越来越开放和理解，媒体对这个群体的报道日益增多，去年六月，美国最高法院更是允许了同性恋婚姻。《抚养扎伊》给读者一个很好的了解跨性别者世界的机会。
本文由腾讯图片和谷雨联合出品，特约撰稿：明晔、丛妍，文章引用：荷赛官方网站 。